11月30日上午九点，犀浦校区建筑艺术馆8525教室已经来了很多中文系的同学，大家谈论着、期待着的嘉宾是即将受聘担任我校客座教授的朱庆之先生。朱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同时任中国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职。
九点半，由中文系主任汪启明教授主持的受聘仪式开始，院长徐行言教授首先表示朱庆之先生能够接受聘任是8858cc永利皇宫登录的荣幸，希望朱先生的到来能够对学院的老师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加强学院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而后，周俊勋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朱庆之先生在汉语史、佛教汉语、中印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让同学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仪式最重要的环节，是徐行言院长和甘霖副院长上台，为朱庆之教授颁发客座教授的聘书并佩戴“8858cc永利皇宫登录”校徽。戴上校徽的朱先生高兴地同徐院长、甘副院长合影，让台下的同学们觉得先生备感亲切。
随后，朱庆之教授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题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谈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学问题”。朱教授首先对题目做了解释，并指出对语料学的研究历史不长，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希望大家听了这次的讲座能够有一点启发，那就是今后在使用语言材料时能够有意识地从语料学角度对其进行检验。
朱庆之教授先给出了一个中古才出现的被动句式：“R为A所见V”作为引子，这个句式最早引起关注是在李密的《陈情表》中那句“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金华有一系列讨论该句式的论文，其中说到寇荣在汉延熹年间的《上桓帝书》、旧题东汉安世高译《太子慕魄经》、汉班彪的《复护羌校尉疏》中都有这一句式的运用，由此得出有关这一句式出现在公元一世纪初的结论。杨伯峻、何乐士（1988/2001）就是完全采信这一看法的。可是朱先生说，那些例子事实上都经不起汉语语料学检验。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朱庆之教授说道，我们要利用电子资料库对用例作彻底的调查，掌握该句式的分布情况，然后利用汉语史语料研究成果和理论对汉语所见文献（包括佛教文献和非佛教文献）作详细的语料学分析。朱教授以非佛教文献为例指出要注意的问题：文献在口耳相传和手工誊写时的误记、错抄，以及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文献的整理改动等这种绝对的动态性都会造成文献一定程度上失其本真，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对此进行辨别。太田辰夫、柳士镇、王魁伟、方一新等都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有指导意义的看法。朱教授重点强调了太田辰夫和方一新的意见，他将太田辰夫的看法称为“太田箴言”，足见其重视程度。太田辰夫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先发其凡的学者，提出了“同时资料”（资料的内容和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和“后时资料”（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的重要概念。方一新则区别了史书中的“原始资料”（当朝人的书籍、书信、奏折、诏书和诗文等文字）和“其他资料”，指出“原始资料”的年代属于当朝，“其他资料”的年代与史书作者相同。
回到最初的那个句式“R为A所见V”，吴金华讨论的几个书证大多都出自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记言”部分，将它们与东晋袁宏《后汉纪》中的语句进行对比，发现他们“征引”的是同一种“原始资料”而文字却相差很大。朱庆之教授说这两本书只能看作研究作者所在时代语言的“后时资料”，是经过改动的，因此不能作为东汉已经出现“R为A所见V”式被动句的证明。“在非佛教文献中，最早的用例出自西晋阙名《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这作为‘同时材料’是可以作为证据的。而在研究的另一部分即佛教文献中，最早见于三国时代的翻译佛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文献语言中，‘R为A所见V’式被动句最早出现是三国时期。事实上我的研究结论是，这一句式是佛经翻译创造的，出现的三十多个例子都集中于少数几本书中。”朱庆之教授总结说道。最后，朱庆之教授给大家列出了多本参考文献，还特别向同学们推荐了美国学者Nattier的著作（《早期汉译佛经指南：从东汉到三国时代》），并说明“如果要做佛经文献的研究，这本书将非常有用”。
讲座结束后，台下有同学分别从前代与后代文献的可靠度假设和语料库的角度向朱庆之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教授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解答。作为我校客座教授的朱先生将来会有更多与大家接触的机会，中文系的同学们也表示期待能更多地向朱庆之教授学习请教。
通过这次讲座，我们希望对汉语史研究感兴趣的同学们能够在今后的学习中有意识地从语料学角度检验语言材料，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大胆去做，正如朱庆之教授在最后所说：“每个人对知识和真理的看法都不同，学术研究就是在不断否定过去。古代的文献是动态的，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尽量要有‘同时材料’弥补理论的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足够的材料就不做研究了。即便第二天你的结论被推翻，至少前一天那个结论还是有价值的，这就很好了。”（干璐）
